在团伙作案的情况下

2021-01-05 21:17

这也正是孙某选择广撒网的原因。“他投出去的信件远不止136封,应该有好几百封,每一笔的敲诈数额也没有很多,但孙某就是觉得总会有人上当。”牟莉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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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出行记录、邮局监控、被害人的陈述和扣押的敲诈勒索信件……一条条证据都指向孙某,却没能找到捅破窗户纸的证据。

犯罪嫌疑人孙某随后被上海警方抓获,并移交虹口区人民检察院,牟莉接手此案。她查看警方提供的证据发现,孙某的行为构成35万元敲诈未遂,刑罚将非常有限,这不但起不到震慑犯罪的作用,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泛滥。

“在侦查过程中,我们找他的老乡了解情况,发现他曾经向他人透露自己的敲诈行为。而且每次一得手,他就会说‘有喜了’,还很高兴。可见,此人对于这类敲诈勒索已经轻车熟路,自知风险低,低成本高收益。”牟莉告诉记者。

“ps照片这种手段非常低级,像报案人张某,一接到信就立刻想到报警了。”牟莉说,但也不乏一些人选择息事宁人,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一些部门领导、企业高管的这类心理。

在团伙作案的情况下,想要侦破此类案件更是难上加难。“信件制作、寄出和收款可能都是不同的3人甚至好几个人,他们可能到全国各地抛出信件,使用的账户也可能是采购的僵尸账户。”牟莉告诉记者,这一类犯罪团伙反侦查能力很强,作案的各个环节容易脱节,线索难寻。

2017年年底,张某接到一封从湖北武汉寄来的神秘信件:“我是私家侦探,拍到了你的不雅照,如果不想曝光,就给我汇款35万……”随信附着一张ps痕迹明显的“艳照”,张某一下子明白自己接到了诈骗信,随后报警。

在办案过程中,牟莉搜集了相关资料,发现此类案件发生地集中于我国中部某省。“我们推测,应该有地下产业链存在”。

顺着张某提供的信件证据,警方找到武汉的邮局,通过工作人员证词、调取监控,警方从武汉的五家邮局中找出133封可疑信件,勒索钱款共计人民币3487万元。

警方通过转账记录找到了汇款人叶某和周某,得知二人也接到了神秘的敲诈信,并且向指定的账户汇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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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些信件用的邮票相同,信封也相同。”牟莉告诉记者,拆开信,里面的内容也大同小异,都是附带了一张“艳照”的勒索信。“内容的格式都差不多,照片只是‘换了头’而已,我们把信里提到的银行账户做了对比,发现最后集中在六七个账户上”。

孙某对此矢口否认,他自始至终只承认自己去武汉寄过信,一直称自己不知道信件的内容,不知道那是敲诈勒索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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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某报警或许只是想寻求保护,以免再受骚扰,却没想到牵出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敲诈勒索案。

除了案件线索侦查难之外,此类案件的报案率低也是“艳照敲诈”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牟莉说,接下来,检察机关会对相关汇款个人进行审查,看其是否是监察委监察对象。“如果真的有相关行为问题,我们会提交有关部门”。

谨慎起见,牟莉通知警方调取勒索信中的指定银行户头信息,没想到又发现了两笔可疑的汇款,一笔33万元,一笔38万元。

身为检察官,牟莉立刻警觉起来,会不会还有其他受害人呢?她决定通知警方,进行补充侦查。

在网页上浏览相关新闻时,记者看到有网友评论称:“这些领导、高管大多心里有鬼,想要花钱买平安,才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。”